□曾于里

上周，第三屆亞洲文化論壇在泉州舉行。開幕式上，福建省委常委、宣傳部部長李書磊在致辭中盛贊泉州在文化保護與建設方面的作為，并希望文化學者能夠把泉州作為一個案例來研究。此外，他也對時下中國很多地方古城保護面臨的困難和壓力表示擔憂。

在轟轟烈烈的城市化進程中，古城保護的確面臨嚴峻挑戰。時下的古城保護一定程度存在著兩方面問題。其一，無心保護，無序拆建。個別地方政府在政績的鼓噪下，把城市當做公司來經營，熱衷于“大型購物中心+大馬路+小車”的“三駕馬車”拉動模式。敢叫城市“舊貌換新顏”，古城太舊了，拆;城市的架子拉開了，古城太占位置，拆!而有些地方則是“規劃性破壞”，劃出若干片歷史文化保護區后，凡是不在保護區內的古建筑、古文物，拆!于是，殘存的歷史痕跡就這樣一步一步從城市中消除。城市被規劃、整理得整齊劃一、千篇一律，城市的記憶被抹平。

其二，保護不力，過度開發。原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曾這樣質疑：“現在我們對為什么要保護文化遺產，什么是文化遺產(都不清楚)，就是說文化遺產到底為什么要保護，保護它僅僅因為能吸引來游客或者說能作為旅游的資源來開發嗎?”確實，中國古城保護的一大問題在于出發點的功利性，以市場的方法來開發古城，對古城進行商業整容。比如各種胡編亂造的“偽民間故事”，各種假造的景點和重建的“古跡”，各種大型的娛樂項目。真正的歷史文化不見了，有的只是偽文化、非文化和商業文化。

當然，我們反對古城的大拆大建、規劃性破壞和不倫不類的商業化改造，并不意味著我們拒絕對古城進行必要的保護和開發，不意味著反對城市發展中的剛需建設。應該看到，目前許多古城自身面臨的困境是，原本它是承載一個城市文化的核心物質載體，而今卻成了城市最大的棚戶區：民居雜亂交錯、院落倒塌、文物遺存年久失修、民生條件惡劣。不少古村落正是在這樣的困境下變成“荒蕪的農村、留守的農村、記憶中的故園”，令人痛心。可見，城市化與現代化進程是大勢所趨，發展不能因噎廢食。問題的關鍵在于，該如何保護，又該如何開發?如何尋求二者之間的“最大公約數”?

泉州之所以能成為“一個案例來研究”，就在于我們在平衡保護與開發之間關系上的不懈摸索。李書磊慶幸泉州還保存著6.7平方公里的老城區，“老街區居民充實、業態豐富、生活完整，是存活下來的而且很有活力的中國傳統城市文化，是海上絲綢之路活的歷史遺存”，這是在保護物質遺產的同時著力改善基礎設施條件，保住非物質文化遺產;而像領show天地和源和1916兩個老廠房改造的園區，作為工業遺產承載城市記憶、見證了中國現代化進程，作為文創園區也為古城帶來了巨大的生機和能量，體現了開發的因地制宜、量體裁衣。

“文化遺產保護和文化建設使城市有了獨特的風貌和魅力，是城市吸引力和城市價值的重要源泉”，一座城市記憶與生命脈動蘊藏在每一處街頭巷弄，以及街頭巷弄中的“崇樓華堂”與“峨冠博帶”里。保護古城，既是留住歷史，留住鄉愁，也是留住文脈，留住城市生命力和吸引力。

因此，古城保護不僅是政府職責，也是公益事業，既利及當代，也福澤后世。地方政府守土有責，守的不僅僅是這片土地，還應有土地上的文脈。無論是《“東亞文化之都·泉州”建設發展規劃(2015—2020年)》的綱領性文件，還是文化保護實踐上“竭盡全力在做的實驗”，都體現了泉州對此的深刻認知。假以時日，我們希望泉州的文化保護不僅僅是作為“一個案例來研究”，更能作為一個成功的案例來研究。